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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改革中作為校方應該如何主動前行？智慧校園的建設方案到底應該如何實施？
山東鑫聚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通過建設智慧學習平臺提高學校教育的信息化水平，并探索如何促進基于大數據、人工智能模式下的教育管理與教育教學實現形式，逐步解決校園教學中存在的全向交互、校園環境的全面感知、校園管理的高效協同、校園生活的個性便捷問題，最終實現建成完整統一、技術先進，覆蓋全面、應用深入，高效穩定、安全可靠的智慧校園。
點擊此處》》》》》查看詳情
對于所有的父母，光是想想孩子自殺的可能，就是最恐怖的人間噩夢。 近日，上海市長寧區一份針對中小學生的心理健康問卷中，因大量涉及自殺字眼，引起了家長們的激烈不滿與爭議，青少年心理健康與抑郁癥篩查，再次被推到了風口浪尖。
事件的政策依據源于國家衛健委、教育部兩個部委的文件。
2020年9月，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發布《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提出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2021年7月，教育部辦公廳下發《關于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每年面向小學高年級、初中、高中開展一次心理健康測評。
原本，這項國家級行動，是因為注意到抑郁癥發病率的逐年上升與低齡化，希望及早介入青少年心理健康并提供干預幫助，但在落地執行過程中，變成了一項自上而下的政策指標答卷。
“受心理問題與精神疾病困擾的人群”與“青少年”的雙重身份，讓這項工作變得更加專業和棘手。篩查診斷、陪伴治療、認知技術、專業倫理界限，環環相扣，一步走錯，就可能“好心辦壞事”。
我們試圖在這篇文章中回答一個問題，當處在灰色中的孩子嘗試張開雙臂，社會能將他們一一接住嗎？
走偏的篩查
11月16日，家長的躁動，開始在上海長寧的幾個中小學家長群里迅速蔓延。
很快，一個浦東家長的群里，已經有人討論：
「江蘇路第五小學家長群昨晚炸開鍋了，孩子上周集體被做了個“調查問卷”。一些問題關于自殺步驟的具體描述，輕率地向未成年人敞開，未經家長同意，細思極恐。」
根據網傳“調查問卷”題目截圖，滿屏的題目不乏：最近一周，你已著手寫自殺遺言了嗎？你希望外力結束自己生命的程度如何？
共120余道題，其中40多道題與自殺有關，回答問卷的是長寧區的部分中小學生。
11月17日，一份以家委會名義提出的《關于?寧區中?學?理健康調研的建議》寫給了“長寧區教育局領導”。家長們指責，問卷通篇充滿負面消極的語氣，竟出現“我恨我??”“沒有?真正愛我”等題目；而且，40道問題圍繞?殺念頭的題目，直接翻譯引用自國際通用的《Beck?殺意念量表》。
“這份問卷，甚至不像咨詢過專業的兒童青少年精神專家和臨床醫生。”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亞松告訴八點健聞，《Beck?殺意念量表》針對的是有過自殺念頭、或者自殺行為的人，需要在有醫師指導下，嚴格的指導語之下進行使用的，如今卻出現在四五年級的普通學生身上，非常不專業和草率。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理醫學科醫生劉文娟同樣告訴八點健聞：“我看到問卷中包含兒童抑郁問卷CDI、Beck自殺意念量表等，?寧區這次用的，像是多個量表雜糅而成的。”
另有上海市知情人士透露，有關臨床專家知曉此事后，迅速向長寧區教育局建議暫停量表測試，也曾有在長寧區高中任教的心理老師，在看到問卷后感到不妥，拒絕將問卷下發給學生進行測試。
11月19日，長寧區教育局通報情況稱：已要求停止該調查問卷工作。經初步核查，區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輔導中心和我局相關科室對問卷內容審核把關不嚴，將進一步調查處理。 為何長寧區會在小學、中學開展涉及自殺與抑郁癥的心理健康調查？順著脈絡回溯，這是一場因對政策文件解讀有誤引起的、自上而下的“烏龍”事件。 10月15日，教育部官網上公開發布了一份《關于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第3839號（教育類344號）提案答復的函》（下稱《答復函》）。 《答復函》發布后，被多家媒體解讀為：“教育部稱，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由此引發了“抑郁癥篩查”的輿論熱議。 八點健聞梳理發現，《答復函》的確引用了2020年9月國家衛生健康委辦公廳發布的《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下稱《方案》）。但《方案》原文稱：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此處可明顯看出，接受抑郁癥篩查的主體為“各高中及高等院校”，這也成為各類院校開展行動的政策依據。 而在《答復函》的引用中卻是：各高中及高等院校均設置心理輔導（咨詢）室和心理健康教育課程，配備心理健康教育教師。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一個句號分隔后，極易使人誤解為：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接受篩查的主體擴大為所有在校生。 這個“烏龍”的理解錯誤，讓長寧區撞到了槍口上，發酵成為一場令家長和社會惶恐憂心的篩查事故。
給8000萬學生做抑郁癥篩查我們準備好了嗎？
兩份文件提到兩項任務：一是將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一是每年面向小學高年級、初中、高中開展一次心理健康測評。
根據2020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報告，中國的小學在校生1.07億，初中在校生4914萬，高中在校人數4163萬，高校在校人數4183萬。
考慮到低年級的小學生不納入，這場行動至少覆蓋了一億多孩子，對專業要求更高的抑郁癥篩查的覆蓋人群也超過了8000萬，規模與廣度在全球范圍內史無前例。 但問題是，面對不同年齡階段，不同經濟地域的差距，篩查行動能否按照統一標準開展？相應的專業基礎和配套設施，我們準備好了嗎？
從國家層面看來，中國青少年的焦慮、抑郁等精神障礙發病率逐漸走高。根據2020年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顯示，有26.4%的中小學生有抑郁的狀況。
就此次長寧區問卷，杜亞松指出，很多問“最近一周內/一個月內怎么樣”的問題，回答者往往會根據當下的心情而做出回應，這是對條目的理解指導與不到位而導致的錯誤使用。
“我們不能用這樣的一個短時間、階段性、臨時的情緒狀態去問這些孩子們，你今天有沒有自殺的念頭。”杜亞松說。
想了解孩子的心理狀況，遠不只是一張量表能夠完成的。情緒時刻都在變化，尤其是孩子的敏感神經不易察覺，需要特殊的問話方式、恰到好處的干預。
“學校和教育部門首先要自問的是，無論做心理健康測評、抑郁癥篩查到底對誰重要。”杜亞松屢次提及開展心理健康測評的重要性，這在全球很多國家早有先例，但明確“以什么為目的”很重要，“如果抱著尋找孩子的負面情緒去做心理問卷測評，出發點就錯了。”
針對高中和高校開展的抑郁癥篩查，是學界正在爭論和探討的一個重點話題。
“抑郁癥是診斷出來的，不是篩查出來的，任何問卷、量表都只能作為參考”。杜亞松強調，抑郁癥作為一種自限性疾病，診斷本身也涉及相當的技術難度。 僅是篩查所使用的量表，也涉及眾多復雜的技術性難題，“長寧事件”的炸鍋，便源于量表設計未得到充分的考量與論證。針對青少年做如此規模的抑郁癥篩查，其中所涉及的倫理問題也值得重視。
“有沒有資格去查抑郁癥？應不應該以一個疾病命名一項篩查？這會不會成為一種歧視和針對？”采訪中，多位精神衛生專家向八點健聞表達了擔憂。
我國《精神衛生法》中明確：任何精神類疾病需患者本人知情同意，才可被告知他人。
顯然，在課堂上實名進行抑郁癥量表測試實有不妥。 這種普遍擔憂的背后，是社會對抑郁癥認知匱乏的現狀：人們難以平常心看待抑郁癥，甚至“諱疾忌醫”。相關專家一再強調，如果進行心理健康篩查，隱私保護是重中之重，抑郁癥患者本就是極易被污名化的群體，病恥感普遍存在，疊加青少年這一特殊的群體身份則更加敏感，很容易給青少年抑郁癥患者帶來二次傷害。 副作用搶在治療服務之前到來，這并非危言聳聽，而是“簡單粗暴”的大規模篩查極有可能發生的情景。
“一刀切”之后的本末倒置
孩子就像是礦井中的金絲雀，他們往往比成年人更早、更劇烈地感知到外界環境的變化，被排斥和孤立更增加了康復的難度。
即使是最親近的朋友和家人，也很難完全理解抑郁癥患者的真實處境，常常認為抑郁是“矯情”，而深處校園之中的青少年常常被認為是“不想學習”“鬧情緒”。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方案》指出：“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沒有人知道“重點關注”是什么，也沒有人指導學校該如何處理篩查結果。
一年前《方案》出臺之際，“渡過”平臺創始人張進撰文指出，“重點關注”可能是隱私保護、接納、關愛、撫慰、輔導、治療等措施。但，會不會有部分學校，給“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貼上無形的標簽，在集體活動、考試資格、成績統計等方面將他們打入另冊；甚至，會不會出現把部分“重點關注”對象勸退、排除在校園外的極端情況？
張進擔心，“抑郁癥量表篩查后，部分人被貼上’抑郁癥’標簽，會自我暗示，疑神疑鬼，緊張驚懼；或事實上被排斥、被孤立，這對其精神健康是更為不利的。”
的確，即使被診斷為抑郁癥，青少年也很少愿意與身邊的人提及。
“渡過”青春號的主創之一子燁今年18歲，她告訴八點健聞，自己在初一時感到有抑郁情緒，初三時確診為中度抑郁，升上高一后開始休學。在子燁的初中班上，就有6個同學相繼被診斷為抑郁癥，但大家都互不談論，其他同學也很少知道，“不是因為病恥感，而是覺得沒有必要告知，給相處帶來麻煩和負擔。”
“如果有一份抑郁癥篩查問卷，我不愿意實名填寫、如實回答。”子燁的擔心很具體，一份實名制的、名為“抑郁癥篩查”的問卷，是否會影響到今后就業，用人單位和社會上機構，會不會把檔案的結果，作為固定的標準或者刻板印象？
全國政協委員、青海民族大學師范學院副教授李莉娟近兩年連續提出青少年抑郁癥防治的相關提案。她在接受人民政協網記者采訪時指出，已有開展了學生心理健康狀況評估的院校表現出“畏懼心理”：因為害怕學生自殺，把孩子轉入精神科治療，但在治療成功之后，孩子回歸社會和學校的路是非常困難。
李莉娟還擔憂，相關政策出臺后，難免會有個別院校在落實上流于形式。“我走過不少學校，很多已經設立了心理咨詢室，甚至建設了漂亮的心理咨詢中心。但其中也不乏有形式沒內容的設置，這是非常要命的。”
正如一些心焦的家長指出的，上海是全國教育資源最好的城市之一，而此次爭議的學校又屬于上海最好的小學之列，卻在第一步的篩查中暴露出此般問題，讓人如何對那些廣袤的尚不發達地區抱有信心？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原副院長、主任醫師姚貴忠對八點健聞指出，篩查首先應該遵從無害化的原則，并且要保護篩查結果“有問題”的孩子的隱私，然后提供進一步服務。他強調，“即使孩子患有嚴重的抑郁癥，也有接受教育的權利。而現在學校的管理參差不齊，一些老師對心理問題本身就存在偏見、排斥。所以可能會有學校只考慮如何維持學校的秩序，而不是怎么去幫助這些孩子。”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抑郁癥篩查本身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發現有需要的孩子，為他們提供幫助。因此，抑郁癥篩查也不該成為學校急于完成的一份答卷，其核心目的，讓找出有抑郁傾向的孩子，及時評估未來出現抑郁的風險水平，讓有需要的孩子得到“隱私保護、接納、關愛、撫慰、輔導、治療”。
理想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控體系應該是什么樣？
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控，并非一個孤立的政策，了解他們的情緒狀態只是其中一環。整個體系的搭建，也并非一張量表能夠完成，需要許多人長久的努力和持續的資源投入。
應對這一挑戰，無疑需要多方參與。但當這項行動涉及不同政府部門和社會主體，如此次“上海長寧中小學的量表事件”所顯示的，當抑郁癥防治新舉措進入校園，教育和醫療等不同部門的協同，從問卷制定這一最初環節就需要落實
。
在創辦大儒心理之前，徐凱文曾擔任北京大學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副主任，帶領團隊研究制定適合大學生群體的心理健康量表。根據他的經驗，通過本土化研究，制定符合文化、時代、年齡特征的量表對于提高量表的準確性至關重要。他建議，教育和衛生部門應該協同，邀請國內最好的專家共同制定標準的測評方案和操作手冊。
北京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副主任童永勝告訴八點健聞，盡管相對于臨床上的互動式訪談，回答量表的問題顯得有些“冷冰冰”，但恰當地使用量表可以提高抑郁癥防治工作的整體效率，
“如果配套資源和措施跟不上，篩查可能僅僅滿足了數字的收集，那就不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了。”
無論如何，校內量表評測都不應該是青少年抑郁癥的唯一預警機制。姚貴忠認為，提高抑郁癥就診率需要喚起全民的意識，尤其是家長的意識，他們是孩子身邊最親近的人，“通過社會的教育宣傳，使家長能在早期就發現孩子的抑郁癥狀，及早帶他們去看病，這應該是最廣泛的一步。”
劉文娟認為，進行篩查前，有必要先對學生父母做好溝通，并進行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識培訓，盡可能讓父母理解和配合，避免對孩子情緒問題的否認，真正擔負起孩子身心健康的監護人角色。她曾在臨床上遇到過一位家?，即使?到孩子在胳膊上劃了幾十道?刷刷的傷口，仍避而不?、刻意否認。這種漠視，往往也出于認知的缺乏和對心理健康問題的恐懼。
如何讓被困住的孩子走出來？杜亞松指出，青少年抑郁癥的及早發現還可以鼓勵孩子表達自我感受、鼓勵孩子互相觀察，這兩種方式都可以通過學校和心理老師傳遞給孩子們。
七八年前的一次出診經歷，至今仍被杜亞松常常提及。
一位中學心理老師帶著兩名初二學生來到他的診室——一名是情緒低落的孩子，另一名是他的同桌。兩人十分要好，中午在食堂吃飯，從來是相互搶對方碗里的肉吃，誰多吃了一塊，另一個人要馬上搶回來。但近兩周，同桌發現，他的朋友突然不和他搶肉吃了，被搶肉也沒什么反應。
這個不易被旁人察覺的細微變化，被默契游戲的另一方及時捕捉到。信號由同桌告訴了班主任，班主任再傳遞給心理老師，心理老師帶著兩個孩子一起找到杜亞松。
詢問之下，原來孩子父母已經鬧了兩個月的離婚，到了吵財產如何分割、孩子歸誰撫養的地步。
“孩子因為家庭生活的變動出現了抑郁情緒，但還沒有到抑郁癥的地步。”過了兩天，杜亞松把學生的家長叫到診室，家長聽完后才知道給孩子帶來了這么大的困擾，當場表示“不鬧離婚了”，孩子立刻就笑了出來。
故事最終有了令人寬慰的結尾，更重要的是，背后有一條環環相扣的情緒守護鏈——同桌的細心關懷、班主任的毫不忽視，心理老師的及時介入，最終才把小男生從低落的情緒里救起來。
這是同齡人、老師、家長、醫生，共同構建起一套全方位的青少年抑郁癥防治體系。
打開“潘多拉的盒子”不僅需要勇氣與決心，更需要萬無一失的準備，針對青少年的抑郁癥篩查，像是將這些被懸掛在半空中的孩子們解放出來，他們開始掉向地面后，我們要輕輕、慢慢又堅定地接住他們。
*聲明：本文系轉載，是用于學習教育使用之目的。若有錯誤或侵害權利人權益，請留言，我們將及時更正、刪除，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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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心理問題與精神疾病困擾的人群”與“青少年”的雙重身份，讓這項工作變得更加專業和棘手。篩查診斷、陪伴治療、認知技術、專業倫理界限，環環相扣，一步走錯，就可能“好心辦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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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家長的躁動，開始在上海長寧的幾個中小學家長群里迅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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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一份以家委會名義提出的《關于?寧區中?學?理健康調研的建議》寫給了“長寧區教育局領導”。家長們指責，問卷通篇充滿負面消極的語氣，竟出現“我恨我??”“沒有?真正愛我”等題目；而且，40道問題圍繞?殺念頭的題目，直接翻譯引用自國際通用的《Beck?殺意念量表》。
“這份問卷，甚至不像咨詢過專業的兒童青少年精神專家和臨床醫生。”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兒童青少年精神科主任杜亞松告訴八點健聞，《Beck?殺意念量表》針對的是有過自殺念頭、或者自殺行為的人，需要在有醫師指導下，嚴格的指導語之下進行使用的，如今卻出現在四五年級的普通學生身上，非常不專業和草率。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理醫學科醫生劉文娟同樣告訴八點健聞：“我看到問卷中包含兒童抑郁問卷CDI、Beck自殺意念量表等，?寧區這次用的，像是多個量表雜糅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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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20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報告，中國的小學在校生1.07億，初中在校生4914萬，高中在校人數4163萬，高校在校人數4183萬。
考慮到低年級的小學生不納入，這場行動至少覆蓋了一億多孩子，對專業要求更高的抑郁癥篩查的覆蓋人群也超過了8000萬，規模與廣度在全球范圍內史無前例。 但問題是，面對不同年齡階段，不同經濟地域的差距，篩查行動能否按照統一標準開展？相應的專業基礎和配套設施，我們準備好了嗎？
從國家層面看來，中國青少年的焦慮、抑郁等精神障礙發病率逐漸走高。根據2020年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顯示，有26.4%的中小學生有抑郁的狀況。
就此次長寧區問卷，杜亞松指出，很多問“最近一周內/一個月內怎么樣”的問題，回答者往往會根據當下的心情而做出回應，這是對條目的理解指導與不到位而導致的錯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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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孩子的心理狀況，遠不只是一張量表能夠完成的。情緒時刻都在變化，尤其是孩子的敏感神經不易察覺，需要特殊的問話方式、恰到好處的干預。
“學校和教育部門首先要自問的是，無論做心理健康測評、抑郁癥篩查到底對誰重要。”杜亞松屢次提及開展心理健康測評的重要性，這在全球很多國家早有先例，但明確“以什么為目的”很重要，“如果抱著尋找孩子的負面情緒去做心理問卷測評，出發點就錯了。”
針對高中和高校開展的抑郁癥篩查，是學界正在爭論和探討的一個重點話題。
“抑郁癥是診斷出來的，不是篩查出來的，任何問卷、量表都只能作為參考”。杜亞松強調，抑郁癥作為一種自限性疾病，診斷本身也涉及相當的技術難度。 僅是篩查所使用的量表，也涉及眾多復雜的技術性難題，“長寧事件”的炸鍋，便源于量表設計未得到充分的考量與論證。針對青少年做如此規模的抑郁癥篩查，其中所涉及的倫理問題也值得重視。
“有沒有資格去查抑郁癥？應不應該以一個疾病命名一項篩查？這會不會成為一種歧視和針對？”采訪中，多位精神衛生專家向八點健聞表達了擔憂。
我國《精神衛生法》中明確：任何精神類疾病需患者本人知情同意，才可被告知他人。
顯然，在課堂上實名進行抑郁癥量表測試實有不妥。 這種普遍擔憂的背后，是社會對抑郁癥認知匱乏的現狀：人們難以平常心看待抑郁癥，甚至“諱疾忌醫”。相關專家一再強調，如果進行心理健康篩查，隱私保護是重中之重，抑郁癥患者本就是極易被污名化的群體，病恥感普遍存在，疊加青少年這一特殊的群體身份則更加敏感，很容易給青少年抑郁癥患者帶來二次傷害。 副作用搶在治療服務之前到來，這并非危言聳聽，而是“簡單粗暴”的大規模篩查極有可能發生的情景。
“一刀切”之后的本末倒置
孩子就像是礦井中的金絲雀，他們往往比成年人更早、更劇烈地感知到外界環境的變化，被排斥和孤立更增加了康復的難度。
即使是最親近的朋友和家人，也很難完全理解抑郁癥患者的真實處境，常常認為抑郁是“矯情”，而深處校園之中的青少年常常被認為是“不想學習”“鬧情緒”。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方案》指出：“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評估學生心理健康狀況，對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給予重點關注。”
沒有人知道“重點關注”是什么，也沒有人指導學校該如何處理篩查結果。
一年前《方案》出臺之際，“渡過”平臺創始人張進撰文指出，“重點關注”可能是隱私保護、接納、關愛、撫慰、輔導、治療等措施。但，會不會有部分學校，給“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貼上無形的標簽，在集體活動、考試資格、成績統計等方面將他們打入另冊；甚至，會不會出現把部分“重點關注”對象勸退、排除在校園外的極端情況？
張進擔心，“抑郁癥量表篩查后，部分人被貼上’抑郁癥’標簽，會自我暗示，疑神疑鬼，緊張驚懼；或事實上被排斥、被孤立，這對其精神健康是更為不利的。”
的確，即使被診斷為抑郁癥，青少年也很少愿意與身邊的人提及。
“渡過”青春號的主創之一子燁今年18歲，她告訴八點健聞，自己在初一時感到有抑郁情緒，初三時確診為中度抑郁，升上高一后開始休學。在子燁的初中班上，就有6個同學相繼被診斷為抑郁癥，但大家都互不談論，其他同學也很少知道，“不是因為病恥感，而是覺得沒有必要告知，給相處帶來麻煩和負擔。”
“如果有一份抑郁癥篩查問卷，我不愿意實名填寫、如實回答。”子燁的擔心很具體，一份實名制的、名為“抑郁癥篩查”的問卷，是否會影響到今后就業，用人單位和社會上機構，會不會把檔案的結果，作為固定的標準或者刻板印象？
全國政協委員、青海民族大學師范學院副教授李莉娟近兩年連續提出青少年抑郁癥防治的相關提案。她在接受人民政協網記者采訪時指出，已有開展了學生心理健康狀況評估的院校表現出“畏懼心理”：因為害怕學生自殺，把孩子轉入精神科治療，但在治療成功之后，孩子回歸社會和學校的路是非常困難。
李莉娟還擔憂，相關政策出臺后，難免會有個別院校在落實上流于形式。“我走過不少學校，很多已經設立了心理咨詢室，甚至建設了漂亮的心理咨詢中心。但其中也不乏有形式沒內容的設置，這是非常要命的。”
正如一些心焦的家長指出的，上海是全國教育資源最好的城市之一，而此次爭議的學校又屬于上海最好的小學之列，卻在第一步的篩查中暴露出此般問題，讓人如何對那些廣袤的尚不發達地區抱有信心？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原副院長、主任醫師姚貴忠對八點健聞指出，篩查首先應該遵從無害化的原則，并且要保護篩查結果“有問題”的孩子的隱私，然后提供進一步服務。他強調，“即使孩子患有嚴重的抑郁癥，也有接受教育的權利。而現在學校的管理參差不齊，一些老師對心理問題本身就存在偏見、排斥。所以可能會有學校只考慮如何維持學校的秩序，而不是怎么去幫助這些孩子。”
多位受訪專家表示，抑郁癥篩查本身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發現有需要的孩子，為他們提供幫助。因此，抑郁癥篩查也不該成為學校急于完成的一份答卷，其核心目的，讓找出有抑郁傾向的孩子，及時評估未來出現抑郁的風險水平，讓有需要的孩子得到“隱私保護、接納、關愛、撫慰、輔導、治療”。
理想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控體系應該是什么樣？
青少年心理健康防控，并非一個孤立的政策，了解他們的情緒狀態只是其中一環。整個體系的搭建，也并非一張量表能夠完成，需要許多人長久的努力和持續的資源投入。
應對這一挑戰，無疑需要多方參與。但當這項行動涉及不同政府部門和社會主體，如此次“上海長寧中小學的量表事件”所顯示的，當抑郁癥防治新舉措進入校園，教育和醫療等不同部門的協同，從問卷制定這一最初環節就需要落實
。
在創辦大儒心理之前，徐凱文曾擔任北京大學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副主任，帶領團隊研究制定適合大學生群體的心理健康量表。根據他的經驗，通過本土化研究，制定符合文化、時代、年齡特征的量表對于提高量表的準確性至關重要。他建議，教育和衛生部門應該協同，邀請國內最好的專家共同制定標準的測評方案和操作手冊。
北京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副主任童永勝告訴八點健聞，盡管相對于臨床上的互動式訪談，回答量表的問題顯得有些“冷冰冰”，但恰當地使用量表可以提高抑郁癥防治工作的整體效率，
“如果配套資源和措施跟不上，篩查可能僅僅滿足了數字的收集，那就不是我們想要做的事情了。”
無論如何，校內量表評測都不應該是青少年抑郁癥的唯一預警機制。姚貴忠認為，提高抑郁癥就診率需要喚起全民的意識，尤其是家長的意識，他們是孩子身邊最親近的人，“通過社會的教育宣傳，使家長能在早期就發現孩子的抑郁癥狀，及早帶他們去看病，這應該是最廣泛的一步。”
劉文娟認為，進行篩查前，有必要先對學生父母做好溝通，并進行必要的心理健康知識培訓，盡可能讓父母理解和配合，避免對孩子情緒問題的否認，真正擔負起孩子身心健康的監護人角色。她曾在臨床上遇到過一位家?，即使?到孩子在胳膊上劃了幾十道?刷刷的傷口，仍避而不?、刻意否認。這種漠視，往往也出于認知的缺乏和對心理健康問題的恐懼。
如何讓被困住的孩子走出來？杜亞松指出，青少年抑郁癥的及早發現還可以鼓勵孩子表達自我感受、鼓勵孩子互相觀察，這兩種方式都可以通過學校和心理老師傳遞給孩子們。
七八年前的一次出診經歷，至今仍被杜亞松常常提及。
一位中學心理老師帶著兩名初二學生來到他的診室——一名是情緒低落的孩子，另一名是他的同桌。兩人十分要好，中午在食堂吃飯，從來是相互搶對方碗里的肉吃，誰多吃了一塊，另一個人要馬上搶回來。但近兩周，同桌發現，他的朋友突然不和他搶肉吃了，被搶肉也沒什么反應。
這個不易被旁人察覺的細微變化，被默契游戲的另一方及時捕捉到。信號由同桌告訴了班主任，班主任再傳遞給心理老師，心理老師帶著兩個孩子一起找到杜亞松。
詢問之下，原來孩子父母已經鬧了兩個月的離婚，到了吵財產如何分割、孩子歸誰撫養的地步。
“孩子因為家庭生活的變動出現了抑郁情緒，但還沒有到抑郁癥的地步。”過了兩天，杜亞松把學生的家長叫到診室，家長聽完后才知道給孩子帶來了這么大的困擾，當場表示“不鬧離婚了”，孩子立刻就笑了出來。
故事最終有了令人寬慰的結尾，更重要的是，背后有一條環環相扣的情緒守護鏈——同桌的細心關懷、班主任的毫不忽視，心理老師的及時介入，最終才把小男生從低落的情緒里救起來。
這是同齡人、老師、家長、醫生，共同構建起一套全方位的青少年抑郁癥防治體系。
打開“潘多拉的盒子”不僅需要勇氣與決心，更需要萬無一失的準備，針對青少年的抑郁癥篩查，像是將這些被懸掛在半空中的孩子們解放出來，他們開始掉向地面后，我們要輕輕、慢慢又堅定地接住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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